国考最热职位已超“千里挑一”：谁能拿到“铁饭碗”？
撰文：姚曼 韩思齐
责编：钱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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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年一度的国考报名季如期到来。据统计，截至10月22日16时，2024年国考有逾174万人提交报名申请。这一数字比去年同期增加22万余人，其中竞争最激烈十大职位榜单中有8个职位竞争比超1000∶1。[1] 这一热烈景象延续了近年来的“国考热”趋势，国考报名人数由2015年的140.9万增长至2023年的250万，涨幅超过77%。[2] 与此同时，国考招录的学历门槛明显提高，高学历人才需求量加大。越来越多的硕博高学历人才也加入到国考大军中。不断增长的报名人数，反映出当下求职者的特定偏好：对于公务员以及国有企事业单位编制岗位等体制内工作的青睐。
随着市场化改革的深入推进，我国的私营部门不断壮大，被称为“铁饭碗”的工作在整体经济中的比重，本在逐渐减少。然而近年来，随着大学毕业人数的增加，以及疫情、国际形势动荡带来的经济波动等因素，稳定、体面且福利待遇不错的体制内工作相比私企职位对于求职者来说更具吸引力，重新形成我们这个时代对“铁饭碗”式工作的集体性向往。
但在求职过程中，一个问题逐渐浮现：不同学科专业背景的大学生，他们进入体制内工作的机会是一样的吗？这些机会是否会随着宏观社会变迁和家庭社会经济状况而改变？以上正是我们在即将发表于Chinese Journal of Sociology的论文，Who earns the iron rice bowl? Major marketability and state sector jobs among college-educated workers in urban China （谁能拿到铁饭碗？大学专业的市场性与体制内工作的获得），将要探讨的问题。
文章链接：
https://drive.google.com/file/d/1m6eh5WBTdPERtSXahxey0yY76tSqVgJf/view
图片 ▲来源：www.pexels.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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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背景
大学生的学科专业背景与其毕业后出路是教育社会学领域的经典研究问题。以往西方社会关于这方面的研究大都将焦点放在大学专业如何影响毕业后的收入水平和职业类别上。[3] 我们根据中国社会的特点，提出就业部门（体制内 vs. 体制外）也应当被视为衡量中国劳动者社会经济地位和综合福祉的一个关键变量。
同时，我们根据以往研究发展出专业的市场性（marketability）这一概念，根据职业化程度 (occupational specificity) 和盈利导向（profit orientation）两个维度将我国高等教育主要学科分为了较低市场性专业和较高市场性专业 （见图一）。
市场性较高的专业包含工程类、财政金融和管理类等职业化程度高、盈利导向型的专业；而市场性较低的专业则包含医学健康类、教育和法律等职业化程度高但非盈利导向型，以及人文、社科、基础自然科学等非盈利导向且职业化程度低的专业。值得一提的是，不同学科专业的市场性在不同国家教育体系中有所差别。例如，医学在医疗系统高度市场化的国家具有高盈利性质，而在我国，80%以上的医疗服务由公立机构提供，医疗人才的培养旨在更好满足民众的公共健康需求而非盈利。[4] 与此类似，法律教育在我国强调为国家机关和企事业单位输送法律人才，重点并非为商业机构服务。[5]
图片 ▲图一. 不同学科专业的市场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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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
我们使用了CGSS三次全国代表性的调查数据 （2003， 2008， 2018），探讨专业市场性与进入体制内工作之间的关系。我们将分析样本限定在了2029名大学毕业生中。自变量是专业市场性的二分变量（高vs.低），因变量则为目前工作单位是否为体制内的二分变量，因此我们使用logistic regression模型进行分析。
此外，为了探讨不同市场化阶段和家庭背景的作用，我们还在模型中加入了调查年份与专业市场性、家庭背景和专业市场性的交互项。主要的控制变量包含性别，年龄，户口类别，大学类别（本科vs.专科， 全日制vs. 非全日制），是否为党员，以及所处地区。我们还使用了Inverse Probability Weighted Regression Adjustment （IPWRA）来调节进入不同专业背景学习的选择性偏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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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结果
模型结果显示，首先，毕业于低市场性专业 （医疗、教育、人文社科与自然科学等）的毕业生有着较高的可能性进入到体制内工作, 这一关系在控制一系列人口学和社会经济背景后依旧稳健。这一方面可能是因为体制内工作对低市场性专业人才有更大需求，例如在公立机构占主要的医疗和教育等领域，大部分毕业生都会进入体制内工作。另一方面，人文社科和基础自然科学等领域职业对口性较低，强调通用技能的培养，在体制内的工作与体制外相比会有更好的职业发展前景。[6]
此外，交互项结果显示，在不同的市场化阶段和家庭背景中，不同专业与体制内工作的关系有所区别。图二显示了在市场化不同阶段，不同专业背景学生进入体制内工作的预测概率。在2003年，无论毕业于何种专业，80%以上的大学毕业生都在从事体制内的工作。而到了2008年和2018年，高市场性专业的毕业生（工程类、财政金融和管理类）在体制内进行工作的比例下降明显，且与低市场性专业的毕业生拉开了较大差距。这也许是因为随着市场化进程的深化，私营经济不断壮大，高市场性专业在体制外的工作机会快速增长，工作报酬和福利待遇也相应增加，甚至超越大多体制内的工作。例如，金融和计算机等高市场性专业都曾是最火爆的大学报考专业，这体现出其工作机会多、工作报酬高的特点。
图片 ▲图二. 不同市场化阶段专业市场性进入体制内工作的预测概率
图三则显示了来自不同家庭背景（父亲是否在体制内工作）和不同专业毕业生在体制内工作的预测概率。可以看出，如果父亲不在体制内工作，不同专业毕业生的职业部门差别较大，高市场性专业的毕业生大多进入了私有部门工作。而如果父亲在体制内工作，不同专业之间的差距较小，高市场性专业的毕业生也有很大可能进入体制内工作。这说明，当父亲在体制内工作时，这种学科和单位之间的联系会被削弱。这可能是因为这些学生有更多的资源和机会接触到体制内的工作机会，或者他们认为体制内工作更符合他们的长期利益。我们还测试了父亲受教育年限以及父亲政治面貌等家庭背景因素与体制内工作的关系，并没有发现类似的关联。
图片 ▲图三.父亲是否在体制内工作与专业市场性进入体制内工作的预测概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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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语
谁能拿到“铁饭碗”呢？我们的研究揭示了在2003-2018这一时期，专业市场性和体制内工作之间的联系，同时这种联系也会随着社会背景和家庭环境的不同而有所变化。因此，获得“铁饭碗”这一优势地位的工作，是一个专业技能、社会环境和家庭资源综合作用的结果。在当前体制内工作日益受到青睐的背景下，这三者之间关系将如何变化成为研究“后疫情时代”中国大学生就业方向变革的重要问题。例如，高市场性专业的毕业生会更多地放弃“大厂”，转而“回归”或“涌入”体制内的工作吗？这种职业选择对经济发展与个体福祉又会产生怎样的影响？
总的来说，我们的研究提供了一个深入了解中国高等教育分化和高学历劳动者职业路径的新视角。体制内工作作为中国背景下特殊的一种市场优势，在以往并未受到以西方教育和劳动力市场为出发点的高等教育分层研究的重视。我们指出了拿到“铁饭碗”的大学毕业生内部所存在的专业异质性，以及不同专业毕业生中，体制内工作代际传递的异质性。我们期待这些研究发现能进一步启发高青年失业率环境下的劳动力政策。